【科技专论】提振中国基础研究
作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 杨卫
原标题：推进基础研究在中国发展
一网打尽“基础研究”主题，请见文末！
杨卫在本评述中指出，提高科学研究质量，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提升成果转化水平，将奠定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
中国经济增长有赖于创新。开发新技术、提升效率、创造并践行新的知识，均有助于提振经济，服务社会。然而，中国近期的经济减速对国家创新方式提出了换挡的新要求。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科学研究主体多为短期或凝练技术的研发（R&D）。
公共资金支持的大型项目投向有应用前景的或急需的领域，如研制飞机发动机、高速列车、太阳能电池以及新药设计，并期待其成果可在5-10年投入实用。
如今，中国应以更长期和更宽广的视野，培育研发及其应用的基础科学根基。
基础研究是指创造科学知识与新技术的研究，这些知识与技术随后能够得以开发、转化和应用。在中国，对基础研究众说纷纭。
一方面，基础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见Nature 481, 420; 2012）。据Elsevier的Scopus数据库的统计，中国在全球研究论文中所占份额从1997年的2.5%跃增至2015年的18.8%。
另一方面，对基础研究现况也存在批评性意见（见引文1及Nature 463, 142-143; 2010）。例如，有评论指出，在重数量轻质量的评价体系诱导下，中国的大学已经沦为论文工厂。
中国科学研究的影响力仍然较低，以中国目前发表论文数领先于各国的化学领域为例，鲜有以中国学者名字命名的化学反应或工艺过程。
另外，BioMed Central、Elsevier和Springer旗下的一些期刊在过去两年撤销了中国大陆学者的一批论文，这表明科研不端行为（包括代写论文和虚假评审）在中国依然多发。
与此同时，产业界人士和一些政府官员抱怨，许多基础学术研究（如纯数学或基础物理领域）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缺少关联。
2015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中国为55%，而美国在同一时期则高达88%。
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其全部研发投入（包括公共部门、工业界和私人的投资）中占比较低，中国只有4.7%，而与之相比法国是24.1%，美国是17.6%，日本是12.6%。
提高基础研究的质量和诚信应成为中国推进国家创新步伐行动的重点。科研质量必须重于数量，而科研诚信是确保质量的最佳途径。技术开发的成功应用将证明对基础研究值得投入更多资源。
作为国家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政府资助机构——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的主任，我呼吁：今后要持续加强上述三个方面的努力，争取到2020年能有较大改观。
崛起中的科技大国
从各项指标来看，中国在全球科学排名榜中的位置都在迅速上升，无论是产出数量与质量、研发支出还是国际合作（见第452页）均为如此。
例如，中国在高影响力科研工作（Scopus中按引文排名进入前0.1%的论文）方面的占比大幅急升，从1997年的不到1%增长到现在的20%（图1a）。
基金委成立于1986年，其预算从仅8000万人民币起步，到2016年预算规模已经扩大了300倍以上，国家财政拨款达到248亿人民币。2015年，科学基金参与资助了全部中国研究论文的62.1%或全球学术产出的11.5%。
基金委的使命是成为科学家之“友”（FRIEND），即建设评审制度公正、绩效回报丰富、全球视野开阔、管理服务高效、资源总量宏大、资助谱系多样的卓越科学基金管理机构。
然而，抛开这些乐观的统计数字，中国的基础研究发展仍然不尽如人意。例如，迄今为止，从中国大陆仅诞生了一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
以引文指标计算，中国的研究还滞后于许多其他国家——中国各学科归一化引文影响力指标（FWCI值）在2015年刚达到0.86，低于世界平均值（1.0）。
应该将提高中国科研质量的横杆置于最优先的地位— 即达到引用率更高，突破性更大。换言之，中国需要整体性地提高基础研究的水平，并在全球科学地貌图上形成若干隆起的高地。
需要用科学界认可的度规来监测科研进展。目前的评价方法各式各样，适用范围各异，任何一种都难以兼顾中国广泛而多样化的学术领域与不同机构的评价要求。
中国有一千多家具备基础研究能力的机构，各自有不同的侧重点；有一千多所大学，每所大学有着不同的研究与教学的混合配置。
譬如，清华大学每年获得的研究资助总量近50亿元人民币，而一些地方院校每年拿到的研究经费仅有几百万元。
以论文发表数量进行评价的方法，对于一个刚起步的每年在国际期刊仅发表10篇论文的研究机构可能很有效，但对于一个每年在各种期刊发表上万篇论文的巨型大学而言，则可能最终扭曲其学科配置。
因此，在实践中，机构必须自行决定其最重要的监测指标：是某个项目或个人发表了许多论文？是某项研究工作具有高影响力或得到高被引频次？是某个项目具有全球性重要意义？
还是产生了重大科学突破？每个机构必须绘制与其历史、现状和未来目标相适应的评价方式演进。随着科研项目的水平提升或科研机构的发展升级，要不断重新衡量其评价需求。
在研究机构管理健康的多数情况下，这种“软性”方式就能管用。但对于远离研究主流的机构而言，可能也需要暂时采取诸如奖励高质量论文等干预行为。
大学需要明智地开展评价，并明确评价目标（见D. Hicks等，Nature 520, 429-431; 2015）。中国科学院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例如，十五年前，中国科学院首次在国内将引文指标引入评价体系，导致其高影响力研究工作呈现指数增长。
三年前，中国科学院又要求其所属的104家研究所明确各自的前瞻布局，即一个研发定位、三个近期重大突破和五个重点培育方向。
然而，过于刚性的目标设计可能会妨碍研究的开展，或使研究偏离正轨。更多的机构认识到，在强调论文数量的压力下，研究人员不得不写大量进展有限的文章而非数量较少的精品论文。
基于学术质量的评价可以避免这种情况，这种评价方法所注重的是国际认可、代表性工作和对本领域产生的影响。科学的长期发展必须与短期效益区别开来，前者可能缓慢却稳定，而后者缺乏可持续性。
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目前正在降低短期绩效奖励的比例，对极端的例子，可从原来的70%降低到30%或更少。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合理分配基础研究资助经费。研究是应当解决社会的“重大挑战”问题，还是验证大胆的科学概念与假设？研究资源是应当集中使用，还是给许多研究人员合用或分享？答案之一是各方兼顾。
例如，基金委将其70%的资金用于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10%用于人才项目，20%用于应对科学挑战的重大研究项目和新的研究仪器设施。
今年晚些时候，教育部将谱写“双一流计划”的蓝图，旨在通过凝聚高水平团队等措施，推动中国大学和学科建设向国际一流标准看齐。
尽管有关细节尚在研讨中，但对大学的评价标准可能会转向鼓励高质量科研与教学，例如，不是对许多达到平均水平的学科而是对少数顶尖学科进行支持，在目标上类似于英国的研究卓越框架。
许多大学正在满怀期待地调整学科结构，重新配置顶尖研究队伍。
科研诚信建设
中国正走在通往科研诚信的漫漫征途2。由于其科学论文巨大体量等原因，美国被撤稿的论文数量仍然位居全球榜首（见retractionwatch网站）。随着中国论文数量快速攀升，被撤稿论文的数量亦在增加。
中美两国在强化诚信方面的教育方式略有不同。
在中国，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教育倾向于“非黑即白”模式——科学家要么成为道德楷模，要么被描绘为进入伦理深渊。
而在美国，则是教师在课堂上同处于早期学术生涯的研究者讨论相关案例，重点分析处于学术不端与学术诚信之间的灰色地带。两国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以下因素加剧了在中国可能发生的科研不端行为2,3：研究队伍快速扩充而带来的竞争压力，科研评价标准的失当。
以评价标准的影响为例：科研人员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需求，促使有人寻求语言写作服务或论文代写；量化评估还催生了对研究成果化整为零（称为萨拉米细分）的发表策略。
其他因素还有动物权利等科研伦理要求的逐步严格，以及对诸如基因伦理和大数据伦理等伦理规范研究的不充分，等等。
过去十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教育部和基金委在科学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学术不端运动，这场运动正在产生成效（见图：学术不端指控率下降）。
大多数研究机构如今都有了相应的程序，用以处理疑似的或经证实的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有的地方（如浙江大学，见Nature 481，134-136， 2012）开始推行了学术不端的“零容忍”政策。
尽管采取了主动核查的措施，对不端行为的指控比例呈现下降趋势。
项目申报和学位论文答辩等环节的文本相似度检查中发现的检出率也在减少。新一代研究人员的文化正在发生转变，对待学术不端的看法开始从“为何不骗”转向“不值得骗”。
学术不端投诉率下降
为了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还需要进一步促进在处事态度、体制设计和评价方法三方面的转变。
学术机构在体制上的转变，对于行政权和学术权的分离以及预防腐败十分关键。基金委开展了旨在“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各种实践，相关经验或许有益于其他资助机构的管理实践。
例如，机构管理人员不再介入评审的学术方面，基金委工作人员仅有权获取与其职责相关的信息。组建由资深学术界人士组成的独立委员会可制衡管理人员的权力。
在很多机构，外部人员组成的委员会的作用是规避利益冲突，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得到强化，伦理委员会的职责是捍卫科研道德与医学伦理。
优先发展领域
基金委2016-2020规划中包括一份优先发展领域清单，列出中国可能出成果的突破点和跨学科热点。
例如，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等机构将开展融数论、几何学、分析与理论物理为一体的“朗兰兹纲领”研究；位于四川锦屏的深地暗物质实验室或许能探测到暗物质存在的迹象。
位于中国西南部贵州省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计划在今年9月份建成；以及在未来5年为推进天体物理、宇宙学和地球科学研究的24颗科学卫星（其中4颗在今年发射）。
图片：即将竣工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其他发展
36 42258 36 15534 0 0 2514 0 0:00:16 0:00:06 0:00:10 3104景令人瞩目的领域及相关研究机构包括：化学领域的分子化学与量子催化（后者的一个推动机构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中国科技大学的量子通讯与量子计算、上海生物医学科学与创新园区的神经回路与脑科学研究、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北京和上海）的蛋白质组学、正在中国蓬勃开展的基因编辑研究、临床医学领域的分子癌症与传染病研究，还需要开展促进中国“绿色科学”（如地球科学、海洋科学与环境科学）方面的跨学科研究。
造福经济
基础科学创新要造福经济，必须培育研发活动的全链条——从基础科学到技术、产品和市场。并非所有基础科学都会在实验室之外的现实世界开花结果，有的研究纯粹是好奇心驱动。
然而，只要有可能，就应该让新知识转化为真正的技术突破，或将成果应用从一个领域转化到其他领域。
基金委就是该链条的源头供给者。链条的其他环节则由科技部等部门提供支持，包括科技部组织实施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已设立16个专项到2020年，将再设立15个专项前展到2030年）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本年度启动36个项目）。
这些资助计划将研究人员、开发人员和风险投资人联系在一起，针对的问题包括：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化学工程中增加低碳能源利用、海洋探测与深海空间站，等等。
各项新政策正在清除科学研究与商业开发之间的藩篱，如近期修订的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后的该法将受到公共财政资助的项目收益赋予研究人员及其所在机构（类似于美国的拜杜法），研究人员因此将名利双收。
任重道远
总而言之，有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关注。
第一，激励中国科学家集中精力取得下一个重大科学突破，而不是为其设置障碍。重大科学突破需要付出长期时间和艰辛努力，正如引力波探测所揭示的那样。需要对一些领域（如基础物理和天文学）的长远发展做出总体规划。
第二，制定并实施一套能够衡量学术声望的指标评价体系。
第三，营造健康和谐的学术生态。应当让研究人员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研究上，而不是将大量精力浪费在填表等文书工作上，被迫应对各种可能的指控，以及纠结于资助项目的财务细节等方面。
第四，设计适合中国国情的商业模式，以发现和培育基础研究的可利用成果。
成功之路征途漫漫，我们还需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Shi, Y. & Rao Y. Science, 329, 1128(2010).
2.Yang, W. Science, 342, 1019 (2013).
3.Frankel, M. S. Leshner, A. I. & Yang,W., Handbook of Academic Integrity, Springer, 847-86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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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对策建议
编者按： 中国在科研经费上的投入近年来增长迅速，2013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131846.6亿元，占GDP比首次超过2%。尽管这与中国经济的体量还不相称，但已经被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硬性指标之一，但是深究一下，这其中有多少经费投入到了基础研究领域？举国体制虽然支持了多项高科技项目，但是它们真的得到了有效的应用吗？中国的基础研究从投入机制，到管理模式，再到评价体系，又存在哪些弊端呢？中国空间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涂传诒对此曾多次公开建言献策，下文是涂传诒院士于2016年4月13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基础研究的发展对策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经过作者审阅。
本文由知识分子公众号（The-Intellectual）授权转载
撰文 | 涂传诒（中国空间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
责编 | 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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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科学定义为包括自然科学、数学和逻辑学等，科研项目由高等学校的教师自由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下文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择优支持，旨在推动基础科学的学科发展，成果由学术共同体评价；应用基础科学项目定义为有具体应用前景的研究项目，由各应用部门根据需要确定和支持，大型项目由专职科研部门研究，高等学校可参加一般项目，成果预期是对我国社会经济有实际应用，由应用部门第三方评价。 科研经费应支付高等学校科研团队中的专职研究员、工程师、实验员的工资和保险，以及教师用于科研的时间相应的工资。团队成员不做教学工作，不能用教育经费给他们发工资。高等学校要既做科研又做教学，但是互不侵占经费（包括仪器设备费和人员工时费），科研教学相互促进，良性循环。 01 关于我国基础研究的投入机制建议要点
科学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没有高技术的支持，科学不能发展，没有社会发展的环境，科学不能应用。从整体来看，科学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在这情况下，科学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发展。但是，具体的科研项目成果，要通过促进技术发展和和开发应用才能促进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和应用是有联系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科学发现是观测到或分离出单一的自然现象或过程,，需公开发表，由学术共同体评价。新技术发展通常是由科学发展导致的多个新技术的结合，通常是企业乃至国家的机密。新技术的应用则通常由市场的需要决定。科学家需要清醒认识到，新技术开发和市场运作是他们不熟悉的而且比科学研究更加复杂的事情。在目前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科学对技术对经济的促进过程不一定是在同一国家内进行的。例如对疟疾病有特殊疗效的青蒿素是在中国被发现的，屠呦呦因此获得2015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可是复方清篙素药品的专利是瑞士公司的，市场上印度公司开发的仿制药占了很大的份额，该药品治疗的疟疾病人在非洲。
鉴于上述对基础研究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理解，我建议要明确区分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对两者的投入机制和回报预期要有原则不同。美国贝尔实验室创始人约翰·卡悌（John J. Carty ）100年前的演讲的话给与了明确的定义 “工业研究总是以某种具体应用为目的，纯粹科学研究则出于哲学的目的，即发现真理，拓展人类知识的疆界”。“纯科学研究不能直接通过其发现获得的金钱回报而自我维持”。“工业研究如果不能够充分地做到自给自足，那将是失败的”。（这里的纯粹科学研究是我们通常说的基础研究，工业研究相当于我们通常说的应用基础研究）。
基础科学研究可定义为自然科学和数学等为人类增加科学知识的研究项目，主要产出是在科学刊物发表文章，在学术会议上做科学报告。基础科学研究主要在大学中与学生的教育互补进行。为什么基础研究应该在大学进行，约翰·卡悌的演讲也解释得十分精辟。“纯科学和纯科学研究，其天然的家园应该在大学。大学的一个崇高功能是推动科学进步，检验新的科学发现、在真正的纯科学发现上盖上他们真理的印章。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确定什么能作为科学真理被传授，学生们因信赖大学的权威而来到大学接受知识，他们相信大学教授的知识”。他还强调，准备进入工业界的学生，在大学的纯科学研究中也能学到有用的方法和素质。
大学教师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愿望提出课题，由自然科学基金会以及国家相关部门的基金会择优支持，通常支持与国际同行互补的项目。基础研究项目的回报预期是为人类增加知识，促进学科的发展，为学生提供科学实践和发挥创造力的条件，为技术部门提供国际水平的技术经验。不要要求基础科学研究项目成果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直接相联系。由于基础科学研究是探索人类未知的领域，国家很难对未知的事情设定具体目标和做出具体规划。国家的投入强度可按国家所处的国际地位确定，争取每年有所增加，以确保国家对世界科学发展应有的贡献。对于基础科学研究中需巨额资金支持的重大科学装置和重大探测项目，可通过参加或组织国际合作的方式支持。
以往我国应用基础研究中的许多项目没有得到实际应用。举国体制支持了多项高科技项目，但是其应用情况不是很乐观的。例如，中国多颗遥感星没能帮助汶川地震救灾，以至于某科学院院士在互联网上发表“遥感道歉”的文章。相对于使用中国资源星和气象星的数据来说，气象预报技术人员似乎更乐意用在网上公布的欧美星的数据。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遇难约两千人。其实中国科学院早就出版过《中国泥石流分布及其灾害危险区划图》和《中国滑坡灾害分布图》，指出舟曲为一级危险区，还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进步奖。但这些成果没有阻止舟曲两千人遇难。这是因为在我国西部山区财政困难。舟曲虽然是一级危险区域，因为缺乏资金，原山峪里设置的泥石流监测点，早在灾害10多年前就被撤销了。
鉴于以往的这些问题，我建议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应以开发社会经济的实际应用为终极目标。基础研究项目包括为发展各类工程技术和服务项目需要研究课题。 应用部门提出课题，出全部或部分资金支持，科技部也可以出一部分。应用部门验收成果，列入应用推广计划，包括相应的资金人员安排。应用基础研究和推广经费应包含在相应应用部门的发展规划之中，争取做到应用基础研究自给自足。对于应用基础研究的项目，要论证其确实有应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还要有应用部门有愿望和能力支持可能的应用。不能做剃头挑子一头热的事。大型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可主要在科研所进行，一般项目也可在大学进行。
02 关于我国基础研究的管理模式
原创性的科研成果是花钱买不来的，那是科学家和其团队创造出来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中，最重要的是人员费，应该占资助的60-70%，其余支持仪器研发。这些人员费用来支持在大学中建立教授领导的科研团队，其成员由研究员、高级工程师、高级实验员，博士后组成。团队成员应不承担教学任务，其工资应由科研经费支付，完成谁的任务就由谁的科研经费发工资。大学的科研管理体制要有大的变化，大学要建立由科研经费支持工资的合同制科技人员系列。要大力加强支撑队伍建设，特别是高级工程师队伍的建设，以有利于研制基于新思想设计的仪器。教师做教学的时间由教学经费支持相应工资，教师做科研的时间应由科研经费支持相应工资。教学经费支持教学时间，科研经费支持科研时间，互不侵占，科研教学良性循环。
目前学校中的科研团队是由相近学科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以及博士生和博士后组成。教师的第一要务是教学。教师完成了教学任务就完成了其主要职责。在科研方面，教师大多从事与自己教学方向有联系的科学研究项目，而且由于考核需要每人都要发表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的文章。通常把分散做的课题成果和发表的文章收集在一起，加以形式上的概括，就认为是“重大成果”了。显然，这种用“业余”时间以“各自为战”的方式做科研的教师组成的“团队”，很难形成有内在联系的研究力量去从事重大课题的研究。而且，现代科学研究是建立在现代技术基础上的，科学研究的创新依赖新概念实验仪器的研制和高端实验仪器能力的创新发挥。这些需要专门技术的工作通常不是教师的专长。科研团队需要聘用高水平的科技人员，包括高级工程师，高级实验员。他们要专职做科研，没有教学任务，其工资应由科研经费支付。欧美科学研究实验室人员中通常有60%以上的工程师，教授占比不很多。我们想要做出与他们相当水平的科学成果，有相当工程师比例的科研团队的设置是必要条件。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研制新的科学仪器和创新实验方法，实现重大科学发现和突破。
可是，我国大学财务部门没有合法渠道为这些专职的（没有教学任务的）工程技术人员付工资。因为学校得到的能发工资的经费都属于教育经费（生均财政拨款，和211工程、985工程），不适合用来支持为特定的科研项目工作的专职的科研人员。学校得到的科研经费，例如基本科研业务费和科研项目费，又都不允许用来支付专职科研人员的工资、津贴和福利。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科研课题经费中的直接费中可列支劳务费，但劳务费不包括工资津贴福利等开支。“劳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项目组成员中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如在校研究生）和项目组临时聘用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见《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试行办法》（财教〔20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经费管理办法则规定，“劳务费是指用于直接参加项目研究的研究生、博士后人员的劳务费用”。自然科学基金委了解上述情况，也在争取改革。但是只争取到一小步变化，就是劳务费占总资助的份额由以前的15% 改为上不封顶。但是，劳务费的使用限制规定没有改变，仍然不能用来支付科研团队中的专职工程师的工资。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主要是科技、教育和财务部门）发文明确科研经费（劳务费）能用来支持团队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津贴和福利，使高校教师可在科研项目直接经费栏目中列支人员费（包括工资、津贴和福利），用以聘任以完成该科研项目为职责的专职或兼职科技人员。高校应设立由科研项目经费或者科研事业费列支工资、津贴和福利的专职科技人员系列岗位，采用合同制，但可以无限期延续聘用。工程、实验、技术系列人员不承担教学任务也不需要发表学术论文。这项“用科研经费列支科研团队中工程、实验、技术系列人员工资津贴，以任务为牵引聘用专职科技人员”的改革，将推进高校建立起更加科学合理的教学、科研队伍，提升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同时将大大提高科研经费的利用效率。国际经验表明，人员费是基础科学研究经费支出的主要部分。（更详尽的讨论可参考涂传诒（2013）文章。涂传诒，建议科研经费支持高校科研岗位，促进高校释放科技创新潜力，科技导报，31（5-6），15-20,2013）
03 关于我国基础研究的评价体系
目前，我们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来评价那些所谓有应用前景的基础性研究项目。许多号称解决国家中长期发展中面临的重大关键问题的应用基础性研究项目，得到巨额经费支持，但没有取得国际科学前沿原始性创新成果，也没有实际上提高我国解决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的能力。科学家很难评价一个没有实际应用业绩也没有学科上明显创新成果，但是声明有应用前景的项目。这“应用前景”常常是虚幻的，不是评审专家能够真正了解的。实际上，要求科学研究的具体项目既要创新，又要有经济效益是很难实现的。鉴于上述基础科研的评价的问题，我建议区分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基础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基础科学成果由学术共同体评价，看其对学科发展的意义；而应用基础研究成果由第三方应用部门根据实际应用情况评价。下面详细讨论基础科研成果的评价体系。
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的评价体系是小同行函评，大同行会评。这个程序似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国内的小同行人数太少，不能给出明确的评价，而大同行又不懂，于是就数在顶级刊物发表的论文篇数。可是近年来，国际刊物发表的质量不高的文章时有发现，单靠顶级刊物发表的数论文数目来评价，会产生偏差。解决办法是，对同一重要基础研究方向，可重点支持两三个团队，增加小同行体量。他们相互竞争相互合作，有了显著成果，也容易形成共识，给出实质性的评价。
评价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一些成果不突出，不容易评价。解决方案是，只价评整个团队长期的成果，延长评价周期，比如5年或更长时间评一次。
再有一个问题是，目前被评价的项目组托人向评审专家打招呼的现象十分普遍，已经是无处不在了，干扰了专家客观评价。解决方案是邀请国际专家做评审顾问。评价机构人员一定要参加有关重要国际会议，了解相关学科的前沿以及我国的研究成果所处的地位，还要与国际重要相关评审机构建立实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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